燕山大讲堂142期 主题：2011学术思想类图书观察

要点一：【学术思想类图书（原创类TOP10，不分先后）】《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全三册）》、《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革命》、《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

要点二：【学术思想类图书（翻译类TOP10，不分先后）】《批评官员的尺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未来》、《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全二册)》、《非洲国》、《法权现象学纲要》、《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

要点三：【2011学术思想类图书热点】第一是几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民国热升温。第二是传统文化热。第三是宗教读物热。民国热、传统文化热、宗教类图书热都是表面的，就我观察，这也是人们求变的一个非常隐晦、隐蔽的表达，乃至于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公开的求变，大家对眼下的生活状态和眼下的存在状态不满意，不满足。

要点四：【今年最有意思的一本书】2011年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5月推出来的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想表述的是自己的思想：一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二是只有新民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

要点五：【宪政话题】今年年初蔡定剑教授《论道宪法》出版。11月份出了一本书也跟蔡定剑教授有关——《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蔡定剑论民主、法治、维权，很干净干脆。

要点六：【启蒙话题】资先生自选集当中的《士人风骨》、《坐观天下》、《感时忧伤》甚至《不尽之思》都跟启蒙有关。还有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尊敬的学者许纪霖先生写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10月份时我们又看到了同样话题的书《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嘉宾：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12月9日（周五）晚上19：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持人：李国盛

刘苏里：大家好，很高兴来燕山大讲堂与各位交流。为准备这场交流，我做了三个表，第一个表有3000多种书。今年万圣经营的学术思想类“新书”有15000到16000多种，这张表是从中筛选出来的3000多种。第二个表有670多种书，是从3000多种书中筛选出来的。第三个表有35种书，是从670多种书中筛选而来的。最后讲的第三部分会涉及TOP20，是从35种书中选出来的，——其中翻译图书10种，原创图书10种，严格讲，它们参考了万圣读者的投票。大家先有一个基本概念：1.5－1.6万种——3000多种——600多种——35种——20种。

我主要讲三部分：第一部分，对今年学术思想类图书总的评价。第二部分讲“热点”，我想很多人对此会有兴趣。第三部分讲TOP20，它们多少反映了今年全国600家左右出版社，两、三千家民营出版策划公司，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的一个侧面。这个缩影既不是我本人的，也不是万圣的主张和偏好，这主要是万圣成千上万读者投票的结果。在筛选TOP20过程中，我充分尊重销量。当然，这个销量剔除了一些意外因素。

第一部分 对今年学术思想图书总的评价

首先：基本情况

从去年统计数据看，出版机构包括民营的策划机构，生产的新书一共35万种。35万种是什么概念？据我所知全世界去年生产的图书是165万种，中国所占比例超过了人口在世界所占的比例。说明中国是一个超级出版大国，但出什么东西下面我会说到。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新书”？它由两类书构成：初版和重刷、再版或者修订再版。这两类书我们称之为新书。去年万圣经营的学术思想类新书有1.5万种，客观讲，万圣学术思想类图书采购的满足率不低于80%，可能更高。换句话说，去年新书中，学术思想类的初版和再版图书约1.8万种，最高不可能超过2万种，在35万种图书中占5%左右。

从公营和私营这两块来看，民营机构生产的学术思想类图书不会超过10%，1800种左右，其余90%是公营出版社生产的。在600个公营出版社中，筛选出1.6或1.7万种学术思想类图书，平均每个社将近30种，说起来也不少。至少我个人很知足。

很多年前我跟出版社的朋友讲，有一天我这个店开不下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不再生产这类图书了，到时我关门。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到今天为止，书店还有这类书可卖。最近四、五年，学术思想类图书无论是生产的数量上还是质量，都要好于五年以前，这个基本估计很重要。我们还有书看。几年前有一个知名的媒体做的一个封面文章《无书可读》，有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我"怎么看那一期的主题"？我说"扯淡"。如果不对这样的基本形势有一个充分估计，我觉得不仅对不起最上游的生产者（作者译者），也对不起出版机构。我这个基本估计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潜台词：一个大国、一个想有作为的人群，如果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减弱乃至于消失，那必然会遭遇一个黑暗时代。这样一个看起来还知足的局面，在我看来，并非主流意见讲的“出版繁荣”，恰好反映了整个生产环节各个链条上的工作者，从思考、写作者到出版、编辑、发行，最后到零售以及末端广大读者，他们对学术和思想的渴求，为避免黑暗时代到来而做努力、甚至挣扎的可歌可泣局面。看到这一点很关键。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结尾讲到一个带有隐喻的故事：巨轮侧面有一小舢板，划小舢板的人说巨轮在走，是因为自己的引导。它看不到巨轮本身有一种前行的动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也相仿这个故事的隐喻，很多人讲经济发展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什么都看到了，只是看不到人民。所以两方面都要估计到，一方面看到成绩，一方面要看到成绩是怎么来的。

第二，谁在为这件事努力？大约有3类出版机构，一类是传统的、老牌的出版“帝国主义者”，像中华、商务、北京三联、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江苏人民、北京大学、社科出版社等；一类是是最近十年左右崛起的还没有进入壮年的出版社：比如人大出版社、华夏、江苏译林、复旦大学等；一类是最近几年崛起的新秀，包括法律出版社、广西师大、南京大学、华东师大，清华大学、大象、新星出版社等等，还包括非常重要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它基本在上述两者之间，不足十年，但比五年多。还有一些有待观察，现在还不能说构成第四类的出版机构，即最近一两年非常努力、非常使劲出版学术思想类图书的机构，比如中信，民主与法制、浙江大学、吉林出版集团等等。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浏览一下书架，学术思想类图书多是上述25-30家出版社出版的，它们占公营出版机构的5%，出版了大约70－80%的学术思想类图书。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出版社不生产学术思想类图书，——我指的是大社科大人文，不含科技类。今天有书可读，像我们这样的书店有书可卖，跟这5%的出版机构有很大关系，由于它们的存在以及努力，使得我们避免迅速滑向黑暗时代。所以怎么感谢它们都不为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出版机构，不能说很零星但也不是非常成规模，出版学术类思想图书，偶尔还能够看到它们出彩的表现，比如武汉大学、北师大、上海社科院、世界知识、中央文献、上海东方等等。

民营机构很让人惋惜。如果我们这场讲座搁在三年前，它们生产学术思想类图书的表现，要比今天好得多。今天所剩无几，这本身是个问题。我马上能想到就几家：上海的三辉、北京的汉唐阳光和后浪公司，或许还应该包括成都的以诺公司。可能还有几家，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第三，对今年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态势的基本估计。1、跟去年、前年比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包括数量和质量。

2.原创和翻译作品，从我们的统计和观察看，数量上差不多，甚至还要多一点，但质量上完全不成比例。随便看哪家书店的学术思想类图书排行榜，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从这个小的角度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学术思想生产能力，与国家的体量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规模，乃至最近几年甚嚣尘上的“大国雄心”极不对称。远的不说，我们就看民国，民国很弱，至少宣传教育给我们是这样的印象：很弱。但就我所知，那个时代，同样是在大陆的中国人，学术思想类图书或学术思想类产品的生产能力，无论写作还是出版，质量要高得多，在整个世界中所占的位置，比今天重要得多。换句话说，七、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思考力、创造力，不是进步了，而是在退化，而且退化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大家不要觉得耸人听闻，也许每个人听到这个话都不高兴，至少我自己这么说时都不怎么高兴，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个退步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总结，各有各的看法。

3.学科分类不平均：大社科少，大人文多。大社科指的是法律、社会学、政治科学等（政治哲学类的图书还不少）。大人文指的是历史、哲学这一类图书。反映学科前沿的书籍少，传统科目研究的多。不要小看这个侧面，这也反映一个民族，一群人对前沿问题的感受能力和敏感程度，也包括对它的理解程度，——你根本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怎么可能翻译过来？更别说研究、写作了。
装帧或书籍的物理状态，比五年前有了很大变化，用纸、印刷的技术、设计等方面还是有所进步。

第二部分 热点

分几个方面来谈。 一是跟以往接近或者类似的“热点”。第一是几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民国热升温。今年与去年、前年相比有一些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在于升级，而不是升温，升温指的是数量上，升级指的是深度上。其实升级在去年就开始了。台湾有一个出版界朋友到万圣来，看了曹汝霖的《回忆录》和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等书大为吃惊，他说大陆出的比台湾出的版本还全。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事？他说不上来。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年比去年在这方面又进了一步，比如《蒋介石传》出的不是一种，《蒋经国传》也在不断印，还有宋美龄的书，陈诚的《回忆录》，副标题干脆就叫“台湾建设”。民国热演化为台湾热，——白领或是小资、中资人群中的很多人日常读的一些书，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台湾作者，有些人喜欢林文月，有人喜欢朱氏姐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再深一点有张大春、唐诺，再严肃一点读龙应台、杨照，等等。学术图书从台湾引进的也不少，今年比较抢眼的，是史学家邢义田的多部作品。

深化的第二个方面是话题丰富，比如今年既畅销也受到追捧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刚好赶上清华百年校庆。这书好像是写一个人，写一个校长，背后的话题指向的是民国。梅贻琦这样的人对许多读者（不止年轻的）来说闻所未闻。很多人议论，为什么80年前有这样的校长，之后没有这样的校长？问题或许不是清华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校长问题（北大也没有蔡元培这样的校长），而是没有产生这样校长的土壤问题。前不久我在国家大剧院参加一个活动，中美双方纪念乔布斯，去了很多大人物，说着说着，大家问同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难道中国人笨到几代人产生不了一个乔布斯？"最后大家得出同样的结论，无论在商界还是什么界，跟没有产生80年前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一样，也没有产生乔布斯的土壤。极而言之，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止产生不了梅贻琦和乔布斯，任何意义上，产生不了世界级的精彩人物，甚至不如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后者还有一位世界级的左翼思想家齐泽克。

今年很热的《南渡北归》系列，讲的是那个时代知识人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命运。书的结尾话锋一转，特别讲“离别”那一章，谈到很多人在50年代以后的命运，不忍卒读。他们中的三拨人：一拨留在大陆，一拨去了台湾，一拨飘向海外，命运何其不同。

最好玩的是师永刚编的《蒋介石：1887-1975》，一册图文并茂的传记，本书从制作到整个调门，如果我们大脑是空白的（没有受过教科书的污染），会发现传主完全是个正面人物，至少不是“罪大恶极”（他的罪大恶极远远超过东条英机、希特勒）。我用这些例子讲今年民国热的深化或升级。此外，还有《齐世英口述自传》，它的被广泛注意，跟《巨流河》去年大热有关，一本被删节的书去年热到那个程度，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但最重要的，我认为该书热，与它的话题有关，那一代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是怎么想问题、怎么选择，以及他们最后的命运是怎样的，类似的书，这两年还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等。学术思想类图书是一样热，我就不再举例了。

这些话题热的背后，说明我们常期以来接受的历史教育非常可疑，其中没有鲜活的个人，基本是脸谱化、标签化、僵化的人，包括我们宣传的正面人物也是僵化的，搞不清楚张三李四王五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无趣无聊的时代，所以我们真以为所有时代的人、所有时代的生活跟我们当下的处境一样，其实大谬。《口述自传》提供了一个观察那个时代的视角，包括一代人的血性，血性意味着勇敢、牺牲，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很难理解。

二是传统文化热，从经典的解读、注释到你能想象到的任何文体的作品，满眼都是。今年没什么特别的，前年、大前年还有一些精彩的，今年没有。略去不谈了。

三是宗教读物，热了很多年。宗教读物热当中还有一个小支流，即所谓的修行、养心（这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养生），这样的书很多，证严法师的啊，宗萨仁波切的啊，等等。纯学术类图书，以基督教为对象的研究、阐释作品，似乎比往年都要多，精品也不少。

民国热、传统文化热、宗教类图书热都是表面的，背后自有文章。几年前我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出版物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什么叫社会心理脉动？就是那些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大家想到一块去但还未形成共振的那些情绪、态度和看法，“脉动”是“热”的前导和基础。几类图书持续热，很能反映社会心理脉动的情形。

就我观察，这也是人们求变的一个非常隐晦、隐蔽的表达。这两年求变的心理，更直接和显白了。人们想找到一个坐标，原来好像钟情宋代，太远。于是有趣的民国成了人们心仪的对象，虽然它的方方面面被夸大了，甚至掺合进许多想象。以我观察，夸大也好，追慕也好，各有道理，——与其说我们曾经存在一个令人向往的真实时代，不如说每一个夸大者、追慕者追求那样一个时代哪怕是编出来的特质、生活样式和精神面貌。走的更远的，则到宗教哪儿找避风港和理想国去了。

四是中共党史的研究。此类书今年有杨奎松的新著（《读史求实》）、黄道炫的新著（《中央苏区的革命》），还有杨奎松、王海光、韩钢编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已出了几辑），主要内容还是中共党史研究，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很大规模的修订本再版，都很受关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还原历史真相，校正误解的努力。这个领域被污染得最厉害，但这些年杀出一批人来，非常努力，生产能力和生产热情特别高，不是新人辈出，但总能见到新面孔，比如今年的黄道炫和他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我就谈这4个方面，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关于热点，我主要谈两个方面。先给大家念一段文字——“主义之争。多年来，官方尝试对意识形态作重新梳理和表述，力图获得绝大多数公众共识，但成效不彰，尚有所期。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是最高权力换届、确立未来“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朝向未来的十字路口，已徘徊经年。种种主张，必会趁此出笼，登场亮相，——主义之争，势所难挡。此一过程中，不仅考验各路英豪的修辞能力，更考验公众的心态和法眼。长篇大论、高头讲章不会有好的市场，叫好叫座的，一定是英国宪政转型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风起云涌、干净利索的小册子。推进宪政改革，强调法治健康，争取公众权利等话题的著述，将是主义之争中的主旋律。"这段话是去年年底我为《第一财经》准备的一个年终稿的一段，我对2011出版焦点做出的一个预测，。应该说我大部分猜对了，今年这方面的书很多，我谈几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开年，106岁的老人周有光出版了《拾贝集》。凡读过《朝闻道集》的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它的姊妹篇，但反思更锋利也更直接。篇幅小，题目大，非常好读。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建国历史进行批评和反思。

今年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5月推出来的，我把它称作“一块大石头”，在思想言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5月份到现在整整半年过去了，这本书引起的振动、议论的余波不但没有散尽，据我所知还在发酵。张木生这代人，很有气魄啊，上来就是“改造”，且改造的对象很大——我们的“历史文化观”。这本书有副标题叫“我读李零”，里面引了李零先生的大量观点和段落，照我看，跟李零没太多关系。作者想表述的是自己的思想：一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二是只有新民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很长时间以来所秉持的无论是老意识形态传统还是改造过的意识形态传统都存在很大问题，把党推向危险之中。他主张中国应该回到新民民主主义发展道路上去，以此为基础发展、建设这个国家。书出版后，我们看到非常罕见的一幕，20几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老老少少各派人物登场，最重要的是左中右同台登场表演，寻求共识，好在没出现大打出手的局面。凡是从80年代过来的人都有感受，1992年以后中国思想、学术、言论界发生了一次重大分化，直接的后果是，大家不能见面。这本书引出的主义之争，话题拉的很开，参与人数多，是多年中少见的。据说作者等一批人与自由主义者达成的“共识”，要多于与新老左派达成的“共识”。

类似主义之争的书，跟我刚才讲的话题有关还是无关的，今年出版、推出的非常多，比如苏伟和杨帆的《重庆模式》，看起来讲重庆，其实背后闪现的是主义之争的影子。你说这个道路好，我说这个道路不好或者质疑这个道路。还有一本书比较有意思，北方读者不大关注，就是《深圳十大观念》，透过这本书，我似乎嗅出了“广东模式”的味道，十大观念中就有一条，少谈主义，多干实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去年是阐述“中国模式”作品的出版年，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比如潘维的《中国模式》，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跟着起哄，比如奈斯比特和马丁。今年风向有所转变，虽然还有同题书出版，但影响远不及去年，倒是对中国模式反思甚至批评的书大行其道，这背后也是主义之争。代表作品是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书的思想含量、学术价值可放一边不谈，论战性很强，很有些力量。

除了上面所说的“主义之争”外，还有两方面的声音，与“主义之争”的声音几乎一样强大，——在我看来，它们还是主义之争的弦外之音，一是主张宪政、倡导宪政的声音，一是呼吁启蒙的声音。两个话题、两个声音都有若干员大将策马而出，前者以去年去世的蔡定剑先生挂帅，今年年初有一本《论道宪法》出版，还有一本书，干脆取名《走向宪政》。11月份出了一本书也跟蔡定剑教授有关——《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蔡定剑论民主、法治与人权》，干净利落。下半年这类书很多，有李强主编的文集《宪政与秩序》，有高兆明的《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人民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张秋山的《中国宪政百年史纲》。

启蒙话题也很热，也有一些大将亮举起“义旗”，一是从年头热到年尾广受关注的资中筠先生。她在年头发表了两篇文章，网上传得很厉害，九月出版的“自选集”中，我看到了那篇文章。资先生自选集中的《士人风骨》、《坐观天下》、《感时忧伤》，甚至《不尽之思》都跟启蒙有关。在资中筠先生作品发表会上，我说资先生是“夫唱妇随”。因为陈乐民先生在1992年以后，直到去世以前，几乎就讲一个话题：启蒙。他的潜台词很清楚，我们整体处在蒙昧状态，整体需要启蒙。资先生原来不谈这个话题，她是美国问题专家，她关心的重点不是这些。但陈先生去世后，她关心的重点变了，转向呼吁启蒙。她的这一转变，很值得注意。还有一位是我们熟悉的学者许纪霖先生，他出版了《启蒙如何起死回生》，意思是启蒙死了，但今天怎么样让它死马当活马医，让启蒙“起死回生”。10月份我们看到许教授同样话题的书出版——《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起死回生》这本书还有一点无奈，破釜沉舟地喊一嗓子，到了《启蒙与反启蒙》，他已经有了“站起来”的冲动，有把头昂起来的姿态了，正符合他几个月前在人大社出版的一本书——《读书人站起来》的精神状态。

第二个方面，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念一段文字：“中国经济急速扩展，资源需求猛增，与政治社会法治改进之间造成的差距已引起全世界的共同关注。2010年周边关系空前紧张（后来我发现2011年更紧张），不仅是表征或预示后续更大的风暴（又让我猜中了）。换句话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迅速上升为公共话题，随之将带动出版阅读热潮，其实2010年出版的作品此题已见端倪，比如《海洋史研究》（我所见的第一本关于海洋史出版物）、《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中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国外交》、《中国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如何与美国共处》等作品，但还没有成为风气，远未进入公众阅读视野。2011年所有重要的周边关系都将为公众所关心，美国、欧盟关系的出版物会大行其道，南美、中亚和非洲各资源国的概况也势必吸引公众眼球"。这也是我在《第一财经》同一篇文中的三个猜测之一。很不好意思，从今年情况看，我又猜得八九不离十。

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已经出了18种，有《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世界尽头的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水手》、《哈里发国家的沉浮》等，——以哈里发国家为主题的书，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本。该套丛书接续出版的数量，远多于已出版的。大套丛书当中，还有“世界历史文库”，不仅出版了《波兰史》、《瑞典史》，甚至还有《苏丹史》、《马来西亚史》，稍加留意，你会惊奇地发现，该套丛书还出版了《地中海史》、《太平洋史》和《大西洋史》，——这是我们从前闻所未闻的出版物。上段文字中，我还提到了南美，今年就有一本《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写的非常之好，非常全面，给人新奇之感。刚才我还点到了非洲，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非洲故事仅是电视小屏幕的画面，仅此而已，无论是卢旺达大屠杀还是索马里海盗、南非的种族隔离对我们来说都只具有符号意义，很抽象，说到底，我们怎么可能真的关心那些个地方？但今年不同了，不止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这在我看来还是很表象，我更愿意积极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图书升温更深远的背景，这跟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国民是一个大国国民或至少已经认识到我们是大国国民有关，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简单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任何问题几乎都是世界问题这一认识有关，因此了解自己还不够，还要了解他人，了解周边还不够，我们要了解更远的地方。今年有两本书非常特别，一是姆贝基《贫穷的设计师：为什么非洲的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个是《非洲国》，讲的都是非洲问题。《贫穷的设计师》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关键话题，1994年以后，南非去工业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从莫列齐·姆贝基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对南非的挤压，就是个因素，虽然这个话题他没深入展开。《非洲国》作者在非洲呆了15年，他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讲的人物、事件、地点，岁数大一点的人耳熟能详，但对我们来说，是太久远以前的符号，对这些符号构成的故事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化的看法。但这本书对你的看法构成强烈冲击和震动甚至是粉碎。关于非洲独立的故事，独立之后的故事，殖民时代的故事，他的讲法与我们曾经接受的，完全不同。我们要了解非洲，这样的书不能不读。

第三部分 TOP20

很抱歉，我不能详细讲这个部分，按照实现约定的时间，已超时太多，我就罗列一下，有机会再详细说说。

十部原创作品（排名不分先后）：

1.《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作者高全喜。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前人未发之覆，从“故纸堆”里挖出“清帝逊位诏书”，论证了它的宪法含义。对中国未来变革方向，有重要启示意义。

2.《“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作者应星，是个很年轻的学者，他出过一本《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本书是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重要尝试，它将我们非常熟悉的“气”的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获得突破。

3.《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作者汪丁丁。我曾经讲过，汪教授除非不写长篇大论的东西，一旦写了，就会打死人。果然这本书就能打死人，打不死也能打个半死。本书第二章尤其重要。

4.《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我们知道，美国制宪会议有一个麦迪逊的详细记录，叫《辩论》，前些年翻译出版。当我看到这本“实录”，大为惊骇，原来，我们的先辈们也就中国的国体、未来的国家建设等重大话题，做过如此认真的辩论。它是我们真贵的遗产，后人不该忘记。

5.《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全三册）》——这本书出得比较早，年终盘点时完全被忘掉了，它的重要性到现在大概也只有个别人认识得到。

6.《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我们研究别的国家水平通常比较低，不要说和别人对话了。但这本书似乎打破了这个惯例，我认为它不仅可以和土耳其人对话，也可以和西方同题学者对话，对我们未来国家建设有很大启发。

7.《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革命》（黄道炫）

8.《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这也是年轻人写的，解决了重大问题。大家一直认为自由和权威之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不见面可以，见面就打架。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最后在美国立宪会议和会议之后关于宪法通过的辩论过程中，杰出的思想家兼政治家们给出了问题答案。

9.《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这本书很有意思，是一个躲在小黑屋里的学者经年思考的成果。这本书非常理论化，并不易懂。但我相信，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种非常哲学化的思考。

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徐贲），这本书引起的注意已经很多了。

十大翻译作品（排名不分先后）：

1.《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今年受到太多注意，大家都熟悉，我不多讲。

2.《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伊格尔顿是左翼思想家。英国左翼学者跟我们的新左派不一样，他们很少胡扯，胡说八道。虽然我对作者的结论并不赞成，但我很尊敬他的研究。

3.《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这本书太重要了，我在不只一个场合里奋力推荐，但还是没有获得广泛青睐。传主对普通读者来说有点陌生，在思想界、学术界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果大家读几十万字的东西觉得费时间，好好体会“天才之为责任”这几个字就够了。书中围绕一个意思讲，上帝赋予一些人（可以称这些人为“天才”）某种使命，他就要不顾一切地负起责任来，时时刻刻记着这个使命，真诚地对待这个使命。中国的知识人都该读读这本书。

4.《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未来》——作者对西方一万多年以来，为什么多数时间处于领先位置，有非常详尽的论证，我个人觉得有说服力。

5.《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原的兴盛治乱，跟北部有密切关系，这也是本书主题。西方对中原和北部游牧民族，从最早的匈奴到后来的蒙古关系的研究，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拉铁摩尔有过专著，费正清也编过类似题目的书。我们自己这方面的研究，最近这些年也越来越多，今年出版的就不止一种。

6.《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这本书也被大家忽视了，而且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被忽视了，没人重视这本书。

7.《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作者卡根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研究家，曾出版过一本影响巨大的小册子，《天堂与实力》，讲欧美关系。

8、《非洲国》——作者梅雷迪斯。上面讲过了。

9.《法权现象学纲要》——作者科耶夫，一位法籍俄国人，思想与介入实际政治两不误。比这本书名声不差的，是他的《法国国是论纲》。这本书非常重要，读书界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年以来大家都期盼这本书能够被翻译过来，但当这本书真被翻译过来，注意的人却很少。

10.《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有些朋友问，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吗？怎么放到思想类图书中？在我看来这本书主要是一本思想作品，但却是以文学方式呈现的。这本书谈的话题对处在当下的中国人太重要，太关键，它教导我们如果保持记忆。这本书的翻译也非常精彩。

非常抱歉已经超时甚多，希望有一点时间进行交流，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从一万多种书中选出20多种。我有一个问题，在美国很知名的安·兰德，她的作品销量据说仅次于《圣经》，国内有一批出版人也在推动她的作品引进，但为什么在国内反响很小？

刘苏里：出版商愿意这么大规模出版她的作品，不只是因为重要，还因为能卖。安·兰德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多说她，她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宣扬达到了“极端”程度，很多读者可能因为政治正确不敢过分赞扬她，但可以肯定，她对许多人的思想造成影响。很多人读她，但不能多说她。

主持人：就像《君主论》一样，大家都在读，但没有什么人去说。

网友1：金雁老师《从“东欧”到“新欧洲”》著作的出版情况怎么样？俄罗斯的选举，是否会把俄罗斯、东欧的题材引入到中国出版界的热点中？

刘苏里：金雁老师这本书出版之前，我们对“八九”之后的东欧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的认知也很滑稽：这个地方没有饭吃，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金雁老师通过她的双脚和双眼以及具有洞察力的大脑告诉我们，22年以来我们对原东欧国家的看法全是胡扯，电视对现实的反映跟电视的尺寸一样，不会更多了，此其一。第二，关于原东欧国家的出版物，算得上可读的，这20多年来基本没有，什么原因大家去想。但关于俄罗斯的书出得多。今年也许还会有一本金雁老师的书，明年可能一本都没有。

网友2：现在的书店，第三极以及光合作用都面临着一些问题，三联书店也面临一些新情况，对民营书店的经营下一步定位您怎么看，另外有什么发展？另外，网络阅读是否大于传统的纸质阅读，在将来会是一个什么关系？谢谢。

刘苏里：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涉及的面非常广泛。我的基本看法是，现在所有罗列出的那些案例，包括光合作用的案例，其实都只有个案的意义。我不认为它们具有某种趋势的隐喻，如果非要说代表某种趋势，也只是代表一种存在类型的趋势。换句话说，物理状态的书籍在面临网络阅读大潮冲击下，可能是一种更脆弱或更容易受到打击的事物。今天的纸质图书（媒介），我个人预测在未来七、八年将开启一个迅速消失的进程，最后留下15%左右。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一部分人以网络阅读为主，一部分人以纸质为主，只是这部分人越来越来少，但不会绝迹，即使这一代人死光了，下一代人还会记忆起阅读传统读书籍的喜悦。

网友3：有关文革类的读书，您估计在什么时候可以有大量的出版并可以看到？

刘苏里：有关文革的书，今年还真出了一些。刚刚出版了一本《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上下册），作者萧冬连。我认为，对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的回答，要远远重要于对文革过程的研究。还有一本是关于文革时期上海日常生活的书，叫《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关于文革的研究或者文革研究的出版物，现在管得还比较死，审查得比较严，但也不能说一点缝隙都没有，回忆的作品也可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