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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2018年7月,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酝酿多年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冈秘卷》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刘醒龙不满足于一般性地描述尽人皆知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将其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通过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幻,以一个奉行有理想成大事的老十哥刘声志和一个坚信有计谋成功业的老十一哥刘声智的恩怨纠葛为故事主要情节,揭示出了黄冈人的独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
《黄冈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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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刘醒龙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作为汉晋时期被贬到鄂东穷山恶水的巴人后裔,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的人们别样的血脉。刘醒龙此次以一个黄冈人的身份和姿态,钻进黄冈的历史和黄冈人的灵魂中去,为故乡黄冈著书立传,解密黄冈何以成为昔日将军之乡、如今状元故里。2018年7月,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酝酿多年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冈秘卷》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冈秘卷》不满足于一般性地描述尽人皆知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将其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通过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幻,以一个奉行有理想成大事的老十哥刘声志和一个坚信有计谋成功业的老十一哥刘声智的恩怨纠葛为故事主要情节,揭示出了黄冈人的独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小说将《黄冈秘卷》《刘氏家志》《组织史》三本“秘卷”凝聚起来,它们在作品中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深层次的从文化上阐释出黄冈地区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土地革命期间诞生两百多名开国将帅、黄冈中学高考升学率高居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真正缘由。
刘醒龙:首要的要提起人们重新回忆,黄冈大地人文品格的与众不同,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别样的血脉,也是因为“五水蛮”恶名远播,才有当年朝庭将失宠与失意的杜牧、王禹偁、苏轼等人谪贬到作为蛮荒之地的黄州,这种历史的恶作剧,无意之中将黄冈这块土地打造成壮心与诗意并存的贤良辈出所在。一个小小村落中人的壮心与贤良,是这部小说的筋骨。
刘醒龙: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用了“我们的父亲”这种特别的人称。2012年深秋,父亲在八十八岁上病逝,这个年纪也算是高寿了,在我心里还是没有丁点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说后事什么的,而是自写小说以来,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在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那样的文字是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真的用她来言说父亲这辈子,是远远不够的。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一九八○年代的“寻根”,一九九〇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刘醒龙:从早期犹犹豫豫的一些想法,到最终下决心地动手写作,前前后后用了多少时间是个没有准头的事。自父亲去世后,我用了几年时间,先沉淀,再迸发,最终的顺利完成了三十二万字的写作。唯一与我过不去的是腱鞘炎,一开始只是右手,很快弄得左手也疼起来,严重时夜里会疼醒两三次。为了对付这个坏家伙,依症状轻重,先后用了夹板等四种护具,此外再用扶他林按摩,前后用了整整一百支。市中医院推拿科的专家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敲电脑键盘,彻底休息。这哪里做得到!最大的难题还是时间不够用,上个月填一个表,要统计这几年来的相关情况,结果自己都不敢相信,仅仅二○一五至二○一七这三年,自己竟然到相关大学或讲坛举办了二十七场文学讲座,先后深入到安徽金寨县大湾村、湖北大悟县金岭村、红安县七里坪镇柏林寺村等十几处基层采风采访,此外,还带队走完南水北调全线和万里长江全程,这还不算事必躬亲地主编《芳草》文学杂志。很多事都能放下,写小说一旦上手了,强行放下,等于要了他半条命。
刘醒龙:前几天,我去黄州安寺,送去他们约我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其中有句话说了这样的一组数字,安国寺旁边的青云塔又称文峰塔,明朝万历二年建塔之后,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中学的赫赫声名,应当有着源远流长的根脉,《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
刘醒龙: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是在时光中前行的。同样是一九五○年代的黄冈或者黄州,一九九○年代写起来,与一九八○年代写的会不一样,二〇〇〇年代又会与一九九○年代不一样,到了二○一○年代,与二○○○年代又不尽相同。用我现在的状态回看过去,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与从前的看法有了变化。而用写过《蟠虺》的笔,再来写《黄冈秘卷》式的乡村,气韵与筋骨都要新意的。“我们的父亲”作为来自基层、又回归基层的“革命者”,其自发与自觉不来来自于《共产党宣言》,也不是来自“英特纳雄耐尔”,而是在一篇《绝命书》的影响下,并且毕生受着影响,而走上崭新的道路。
(本文编辑: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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