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翻译家，生于1933年，长期从事苏俄文学、历史的翻译研究和写作，译有《日瓦戈医生》《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等，著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寻墓者说》《回眸俄罗斯》等

1958年，蓝英年下放到青岛郊区李村镇劳动锻炼。在山坡上休息时，公社通讯员送来一份《人民日报》，上面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在那个只谈法捷耶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出于好奇，蓝英年请在美国联合国秘书处任译员的叔叔给寄一本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书不久寄到，封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被烈火焚烧。“文革”时，这本书被他藏在马恩列斯俄文版著作中，才得以从红卫兵手下保存。

1983年夏天，蓝英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喝茶聊天，编辑们正在谈论《日瓦戈医生》，一位编辑认定这本书没有俄文版，各国的译本都是从西班牙语转译的。蓝英年说，“我有原文版。”第二天他把书带到出版社，编辑们见了都很惊讶不已，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主任的蒋路当即拍板，指定由蓝英年翻译。蓝英年又请来张秉衡老先生合译，两人开始苦译这部诗人写的小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结束后，两人加快速度，每天译完一部分，编辑取走手稿直接送往印刷厂，最后从交稿到出书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仅是翻译还不够，60岁以后，蓝英年根据自己在俄罗斯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陆续写了一批反思苏俄文学以及苏俄作家真实命运的文章，再次遇上帕斯捷尔纳克。这次他揭开了帕斯捷尔纳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迫于作协将开除他会籍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深爱的女人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

在另一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文章里，帕斯捷尔纳克的身影再次出现——1935年6月底，帕斯捷尔纳克与精神上相恋已久的茨维塔耶娃在巴黎相遇。这次见面并不愉快，两位诗人无法心灵相通，茨维塔耶娃难以理解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的处境，而后者并不知道前者在巴黎靠借贷度日。帕斯捷尔纳克悄悄说，“玛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刮穿堂风。”

女诗人没能领会这句话的含义，她回到了祖国，并在那里结束自己炽热而跌宕的一生。蓝英年指出，她的悲剧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性格。

从晋察冀边区到海参崴

蓝英年出生在江苏吴江，父亲蓝公武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回国后师从梁启超，与张君劢、黄远庸合办《少年中国周报》，被称为“中国三少年”。1913年，经梁启超推荐，25岁的蓝公武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北洋国会议员，是当年最年轻的议员。

蓝英年记得父亲曾在散步时告诉他，一次开会时，他同袁世凯争论起来，一时冲动，拿起墨盒向袁世凯扔去。回家后害怕了，连夜乘火车逃往青岛，又从青岛乘船到德国。

1930年代，蓝公武根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曾是流传最广、使用最多的版本。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被晋察冀边区城工部接到边区，担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

文史专家唐振常在文章中写道：“当年新中国三少年，曾令多少人神往。三人之遭际命运，尔后迥异。张君劢1949年后亡命海外，粹然成为新儒学一代宗师。蓝公武为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后任司法最高当局。黄远庸则以英年为党争而毙命枪下。”

蓝英年的童年在沦陷的北平度过，父亲担心他受到奴化教育，不许他上学，家里也没人教他文化，直至12岁跟随父亲到晋察冀边区才上了小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到所在的晋察冀边区联中时，每个班级轮流传看。蓝英年差不多一天就读完了，除了保尔和冬妮娅恋爱、保尔钓鱼时把一个小少爷打到河里，其他就没印象了。

1949年9月，即将南下的姐姐送给他一本罗果夫主编的《普希金文集》，那是他真正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读得入迷，好多诗现在还背得出来。书上有姐姐的一句赠言，“小弟：我马上到南方去了，你也入团了。”《普希金文集》在班上传看，同学们都很喜欢《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用红铅笔划一道，蓝铅笔划一道，把这首诗画得花花绿绿。

后来，他考入人民大学俄文系，上课的都是苏联专家，每个小班都有一两个调干生，进度极慢，蓝英年也很无奈，一个礼拜的课他一天就能读完。调干生不理解“睡觉”是动词，问老师“睡觉不是不动吗，怎么是动词呢？”后来，蓝英年干脆自己看课外书。俄国老师发现后，问他看什么书，他说屠格涅夫的《前夜》，老师很吃惊，问他《前夜》的内容，他都回答得上来，此后老师不再管他上课看课外书。

毕业后，他的俄文水平考副博士研究生没问题，但马列主义只考了两分。老师在上面念稿子同学在下面记，他记得手疼，提出不如印出来发给大家，遭到团总支书记、张志新的丈夫曾真批判。反右期间，他想不明白本来关系不错的同事怎么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但很快他也成为批判对象。因为他是从晋察冀边区来的，有人说他过五关斩七将，他听了哈哈大笑，心想过五关斩六将都不知道还批判我，这一笑问题变得严重了。

他没能留在北京，被调到山东大学外语系，到山大后戴上一朵大花，“光荣”地下放劳动锻炼去了。1974年，他调入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筹办《苏联文学》，参与组稿、写稿。

1989年，苏联大使馆一秘兼苏联教委代表向中国教委点名要求派遣蓝英年赴苏联，蓝英年被中国教委分配到海参崴远东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在俄国的两年里，他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了苏俄作家的命运上，很多事实与他在国内时了解到的截然不同，令他震惊，也使他对苏俄文学有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

寻找苏俄文学真相

在苏联时，蓝英年整天跟俄国人在一起，到过远东很多地方。他身边总带着个本子，听到不懂的，无论俗话还是俚语，都请人写下来。他跟着俄国朋友去库页岛、勘察加看马哈鱼洄游，在海边住了3天，浑身沾满腥味。马哈鱼洄游时，一棍子向鱼群打下去就能打着一条马哈鱼。

他到苏联时政局已经开始动荡，各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求脱离苏联。但他很快就对形势失去兴趣，转向文学，看杂志、做读书札记。他和远东大学老教授谢尔盖成为朋友，经常上他家谈文学。他通常带一瓶伏特加往桌上一放，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蓝英年不怎么喝酒，光顾着听老先生讲述，记下他所不知的作家的轶事以及苏联的真实情况：农业集体化时多少人死亡，多少人逃离故土等等。老教授在送给蓝英年的一本书上写道：“您是最了解苏俄文学的中国人。”

“我在中国时听说过法捷耶夫是自杀的。”1957年春天，苏联老师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蓝英年。为证实老师的话，他开始寻找有关法捷耶夫之死的文章，最后找到《苏共中央通报》上他的遗书手稿影印件，才确定法捷耶夫是自杀的。为能够进入图书馆书库查资料，他给图书管理员买糖果鲜花，跟她们搞好关系，就能自己上书架翻书或把刊物带回宿舍看。

蓝英年还到离海参崴三个多小时车程的法捷耶夫故居参观，在那里住了一夜。法捷耶夫纪念馆馆长热情地接待他，他是参观这个纪念馆的第一位中国客人。馆长大谈法捷耶夫，将其说成完美无缺的人物，却只字不提他自杀的原因和任作协总书记时对作家的打击、迫害。蓝英年听得不耐烦，得出结论：名人故居讲解员或馆长的话不可轻信。

后来，蓝英年根据掌握的文献史料试图揭开法捷耶夫自杀之谜：法捷耶夫同斯大林的关系，用爱伦堡的话来说，是士兵和元帅的关系。元帅的每句话对士兵都是命令。法捷耶夫说他一生最怕母亲和斯大林，但也最爱他们两人。法捷耶夫不同于斯大林周围的党棍，是有头脑有抱负的人，再加上文学品味与斯大林往往不同，违心执行斯大林意志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拔，只得借酒消愁，成为酒鬼。

1991年，蓝英年在离开俄国前夕，决定再次去海参崴二道河子凭吊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弄清关押诗人的劳改营的位置。回国后，他在一篇有关曼德尔施塔姆的随笔里表达了对诗人命运的无限惋惜：这样完全不通世故的人，在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政权同白军拼死厮杀、国内生产濒于瘫痪、百姓难以果腹、知识分子活动受到钳制的1920年代，命运就已经注定；曼德尔施塔姆竟然写了嘲讽斯大林的诗，没有第二个诗人敢写这样的诗。人们生活在现实中，都已学会保护自己，只有曼德尔施塔姆没学会。

蓝英年在劳改营旧址附近的街心花园里默默坐了很久，他坐的椅子上曾放过叶甫图申科凭吊曼德尔施塔姆的花篮。“我从曼德尔施塔姆联想到他们那代作家悲惨的命运，不必说茨维塔耶娃和叶赛宁了，勃洛克的命运同样悲惨，咽气前才批准他出国治疗。他们都是不谙政治、手无寸铁、潜心创作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宽容点？然而，斯大林没有宽容他们。于是出现了俄罗斯文化的断裂，文化接力队中缺少了一批传递接力棒的高手，其后果人们至今仍未完全认识到。”

那时最不能容忍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

人物周刊：您提过一个观点，十月革命之前，俄国作家和诗人也分成几个派别，有支持布尔什维克，有不支持。我看了下，白银时代的诗人好像都不支持。

蓝英年：没有一个，都是仇恨。有一个苔菲，幽默讽刺小说写得极好，是果戈里的嫡派真传。苔菲就说，我热爱俄罗斯，但我仇恨布尔什维克，但她是在巴黎说的，安然无恙。这些人在苏联被称为白俄，没一个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说他们残忍、杀人，把局面变成这样，特别是后来列宁下令枪毙尼古拉二世一家。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法捷耶夫这个人和他的命运？

蓝英年：这个人天生有正义感，文学品味跟斯大林往往不一致，但他当时的身份是作家协会总书记，就是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告诉他，身边都是特务，巴甫洛夫是特务，爱伦堡是特务，怎么不抓啊？他说好。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是特务？他内心充满矛盾，做过不少违心的事。

法捷耶夫是真正懂文学的人，但他的文学才能没有发挥出来。《青年近卫军》本来克拉斯诺顿市被德国人占领后，中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德国人。斯大林一看就火了，这哪儿有党领导啊，重写！法捷耶夫被迫重写。他认为重写的《青年近卫军》已经不是他的作品了。

他本来准备写一本书叫《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是他真心想写的，但始终没有写出来。乌兑格是一个少数民族，在苏联也不过两三千人。他一直想不再担任作协总书记，自己好好写小说。他死前多次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写信，要求接见，但他们忙于内斗，没有接见他。法捷耶夫彻底绝望，自杀了。

人物周刊：苏联时代的作家里哪些有才华的没有被正视？

蓝英年：比如特里丰诺夫，我翻译过他一本小说叫《滨河街公寓》，去年我又重译了。他是出色的作家，敢于反映苏联的真实情况。他的成名作《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1952年译成中文，风靡一时，我们那代大学生都读过，还开讨论会。这位作家极有才华，小说结构好，人物刻画得好，而且非常真实，敢于触及现实问题。他在中国不甚知名，知道他的人不多，我们在“文革”时翻译了他的《滨河街公寓》，这篇小说不仅轰动苏联，也轰动欧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供批判用，译者不署真名。

还有诗人布罗茨基，当局把他定为懒虫，因为他没有工作。他说我写诗。人家说你写诗算什么？那时人们对他的评价非常低，他是到美国后才有名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他没有工作，就靠写诗维生，他的诗不能发表，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那时候有名的诗人是吉洪诺夫、伊萨科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是《喀秋莎》的词作者。1950年代，没人知道布罗茨基，因为他只写自己想写的，不愿歌颂政权，那时当局最不能容忍的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什么都要听斯大林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高尔基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

蓝英年：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真正关心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非常需要知识，他热烈欢迎二月革命，认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科学文化，对十月革命抱有抵触情绪。他未必喜欢无产阶级专政，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老为知识分子说话。他出国实际上是被列宁逼出去的。

他最好的作品是流浪汉文学，写得生动感人。三部曲也读得下去，最读不下去的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和《母亲》。《母亲》是图解列宁的一句口号：现在我们罢工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要推翻体制，工人已经觉悟到要推翻沙皇制度了。列宁很敬重高尔基，始终保护他。没有列宁，高尔基恐怕早被其他人消灭了。列宁对他的战友们说，高尔基是个文人，他有什么古怪的想法我们不管，但他是我们的朋友。

现在谁还读高尔基的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你可能还想重读，高尔基你想重读吗？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去看看契诃夫的小说，看完之后我马上心情就舒畅许多，因为那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高尔基的某些作品政治含义太重，过了那个时期就读不下去了。他的流浪汉文学没有多少政治含义，《二十六个和一个》很优秀。但总的来说，他是个中等作家。

人物周刊：您心目中一流的俄国作家有哪些？

蓝英年：当然是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流的，还有很多，比如苔菲。我介绍过苔菲，我认为她才是果戈里的嫡派真传，是果戈理之后第二个非常了不起的幽默讽刺作家。她有篇小说叫《毅力》，一个叫伊万的人到医院看病，发现心脏有点问题。医生就说，别喝酒，我相信你能做到，因为你有毅力。他从医院里出来经过商店，看到有卖酒，他想买瓶酒不喝，考验自己的毅力。吃饭时，把酒放在桌上，看着不喝，因为他有毅力。后来打开酒瓶不喝，因为他有毅力。他想喝一口就不喝，因为有毅力，最后烂醉在桌子底下。苔菲鞭笞的是俄罗斯的民族性，如不讲信用、夸夸其谈等等。

（参考书目：《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那么远，那么近》；《寻墓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