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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哲学?宗教 中国哲学
余英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师从钱穆先生、杨联陞先生。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无数。2006年获得有“人文学科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
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
这便和孔子以“仁”说“礼”，殊途而同归了。
从上面两系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个简要的概括：三代以来不断“损益”的礼乐传统为轴心突破提供了_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所；儒、墨、道三家的创始人都自礼乐传统中来，而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状态则同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因此他们不但各自提出如何更新这一传统的构想，并且以此为始点而发展出互不相同的系统学说。这是中国轴心突破的展现，也是中国哲学性思维的全面而有系统的发端。韦伯论知识阶层（“intellectual strata”）和宗教的关系，提出过一个观察：中国的儒家（如孔子）和道家（如老子）以及印度的婆罗门贵族，与希腊哲学家相似，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训练，因此也各自承担了某种伦理或救世的使命。这些知识阶层，一般而言，对于当时存在的宗教实践并不采取官方的立场。他们对之或不加闻问，或在哲学上重新作出解释，但却不从其中直接抽身退出。韦伯统论三大古文明中知识阶层对当时流行的“宗教”的态度，所以只能如此宽泛言之。如果专就中国儒、墨、道的表现来说，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下面这一比较确切的概括：代表古代知识阶层的儒、墨、道三个学派都对当时流行的“礼乐”抱着深切的不满；也就是说，他们的立场和官方之间距离很大。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完全抛弃“礼乐”传统，而是各自对它赋予新的意义。我在这里特别用“礼乐”一词代替韦伯的“宗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宗教”托身于“礼乐”之中，而“礼乐”的内涵又不能简单地和西方的“宗教”概念划等号。
现在让我对“中国古代‘宗教’托身于‘礼乐’”一语稍作澄清，因为这将有助于彰显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兹先节引墨子有关“礼”的缘起的看法：
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故莫不……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天志上》）
引文中“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代表他对于“天志”的信仰，这里可以置之不论。但他描述“三代圣王”为了“求祈福于天”而“祭祀上帝鬼神”则大致代表当时以至后世的一个流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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